如果要細察一個資本主義城市的來龍去脈，來阿姆斯特丹的運河邊多走幾趟，或許可以發生一些線索。你可能會驚嘆於人類以理性改造世界的功力，卻又在銅臭味前產生些許遲疑。你可能會在大麻的氣味中感到混亂不安，卻又充分享受自由創造的氣息。
北方水城阿姆斯特丹
阿姆斯特丹，一座由荷蘭人靠著資本創造出來的水城。走出中央車站，你會立即來到人們依據藍圖打造的水世界。火車站蓋在人工島上，前後都由河道圍繞。放眼望去，水岸邊羅列著阿姆斯特丹典型的運河建築，大約五層樓高，一幢又一幢緊緊挨著，屋型各個纖瘦但是深厚，立面排滿工整的大窗子，再戴著一頂各具特色花紋的山牆。
順著達姆拉克（Damrak）大街下行，左側會遇上一棟紅磚砌成的寬敞建築，搭配灰白的浮雕，而鐘塔上高掛著一面三個聖安德烈十字的阿姆斯特丹市旗。在這個資本主義老早就發展的城市，舊證券交易所建造得如此氣派，也不難理解。不過，最古老的證券交易所不是它，而是在毗鄰的廣場後方，位於象徵「牛市」的俯衝公牛銅像背後。那才是世界上第一間證券交易所，1602年隨著東印度公司而成立，阿姆斯特丹早期的金融市場由此開展。四百多年後，在眾人飲酒狂歡的週五夜晚，與酒吧只隔一條街道的證券交易所，依然在不眠不休工作中，跑馬燈持續輪轉各個企業的標誌與股價。
再往下前進幾步，就會抵達熱鬧的水壩廣場。阿姆斯特丹（Amsterdam）這個名稱，就是源自阿姆斯特河（Amstel）的水壩（dam）。廣場周圍的水道已在19世紀填平，如今路面電車頻繁駛過寬闊的路口。週末的夜晚，街頭藝人的薩克斯風為行人們的情話伴奏，又彷彿以繞樑之音稱頌著偉大城市的建築。廣場周邊盡是華麗的建築，阿姆斯特丹王宮坐鎮中央，左手邊的新教堂以相對低調的華美陪侍在側，右手邊的杜莎夫人蠟像館以兩個巨型人像吸引注目。對面的國家紀念碑背後是安納塔拉大飯店，一旁的女王百貨的奢華面容則接壤著達姆拉克大街。電車匆匆駛過，阿姆斯特丹的腳步從不休止。
繼續往阿姆斯特丹的外圈移動，就會進入同心圓狀層層環繞城市的運河地帶。第一圈辛格運河（Singel）是16世紀以前的護城河，曾經是城市的邊界。源於中世紀的鑄幣塔（Munttoren）是運河邊的地標，塔樓旁邊是人潮聚集的一排水上花市。花市裡最受關注的鬱金香，並非荷蘭本土的花卉，而是在16世紀由土耳其傳入。1630年代，席捲歐洲的鬱金香狂熱（tulpenmanie）曾導致荷蘭經濟泡沫化。
雖然當時的泡沫破了，但荷蘭人至今仍然熱愛鬱金香，人們也仍然在資本主義金融市場中尋求機會。秋天來訪，不是鬱金香的季節，卻可以看見水上花市處處販售鬱金香種子，等待下一輪花朵盛開，正如等待投入的資本上漲獲利那般。我們遙想鬱金香熱的荷蘭黃金年代，資本快速累積，而辛格運河原先定義的城市邊界打開了，城市規模大幅向外擴張。
荷蘭黃金年代建造三條主要運河
城市的擴張不是偶然。八十年戰爭期間，阿姆斯特丹在政治與宗教上保有相對的自由，所以許多人從西班牙佔領的南方城市逃往阿姆斯特丹。城市空間終於不敷使用，於是在1610年代動工建造三條同心圓狀的運河，於是能夠解決排水等問題，在沼澤地上擴展城市的範圍。
17世紀「黃金年代」中，荷蘭人在阿姆斯特丹新建的運河邊大興土木，建築大量的運河房屋。由於地質鬆軟，所以需要在泥土中先打入密密麻麻的木樁，而後將房屋建築在木樁上。因此有個比喻，這座城市可說是建造在一大片樹林上。
三條運河的內圈紳士運河（Herengracht）是富豪聚集的地區，他們從東印度或美洲獲利，而在阿姆斯特丹置產。紳士運河上其中一間開放參觀的屋宅是運河博物館（Grachten Museum），我們可看見屋內的華麗設計，並且在沉浸式體驗中了解運河發展的歷史。
沿著紳士運河步行，很快舊抵達豪宅聚集的區域「黃金轉彎」（Gouden Bocht）。光是這一個彎道，17世紀畫家赫里特．貝克海德（Gerrit Berckheyde）就為它繪製好幾幅畫作。我找到同樣的角度，用相機復刻17世紀的畫作。兩側河岸的建築大致不變，只差在行道樹遮住了屋面，以及運河中的船隻由人力划行變為引擎發動。
接著過橋，來到第二圈皇帝運河（Keizersgracht），前往范隆（Van Loon）家族的運河豪宅參觀。這是東印度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威廉．范隆（Willem van Loon，1537–1618）後代的私宅，內部如皇宮一般豪華。屋內陳設大量的中國青花瓷，還可見到中文詩句的屏風，以舶來品彰顯自身的地位。各個房間華麗的牆面上，都掛滿家族成員的畫像，而畫作的角落皆有附加家族紋章（Coat of arms）。范隆家族的紋章是三個十字加上摩爾黑人的頭像（Moor’s head），目前尚不清楚頭像在此處的用意，但容易讓人聯想到殖民與奴役。主建築的背後是個寬敞的花園，花園的另一端是以希臘雕刻裝飾的馬車房（coach house），連通到後方的街道。
第三條王子運河（Prinsengracht）沿線，在歷史上則有較多普通人家的住居。從王子運河的西北面出發，可先來到寧靜的北教堂。再往下移動，則可以前往《安妮日記》作者安妮．法蘭克（Anne Frank，1929–1945）在納粹佔領荷蘭期間躲藏的密室。我們跟著參觀動線，從安妮父親的辦公室出發，迂迴抵達這個猶太家族躲藏的秘密空間，了解二戰後期草木皆兵的種族清洗歲月。
運河沿線的私人住宅空間
17世紀市民的私人住宅空間，是構築這個城市的主線。羅素．修托（Russell Shorto）在《阿姆斯特丹：一座自由主義之都》（Amsterdam: A History of the World’s Most Liberal City）指出，阿姆斯特丹沒有如巴黎聖母院、倫敦大笨鐘、紐約帝國大廈這樣的紀念建築，遊客來阿姆斯特丹，是來看一間又一間排列開來的私人運河住宅。作者認為，荷蘭人的「家」作為清楚界定的私人空間，公與私的劃分相當清晰。[1]他認為：
阿姆斯特丹於今日的我們有所共鳴。從某個角度來看，它是我們開始的地方，身為現代人、認為個人比機構更重要的我們。這些沉靜的運河畔街道，一邊停泊著船隻，一邊有山形牆磚造房屋；這是一個搖籃，促成我們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。[2]
沿著阿姆斯特丹運河漫步，可以慢慢欣賞各具特色的街屋構造。許多街屋戴著華麗的階梯式山牆（stepped gable）或頸式山牆（neck gable），各有特殊的花紋。有些街屋門口還有石刻的圖徽，在尚未有門牌的時代表示屋主身分。建築的牆面上，有時還可看見各類圖案與年代標記。整個阿姆斯特丹，就是一座華麗的建築藝術館，每棟街屋各有可看之處，每位個體都是獨特的存在。
除了水岸的豪華建築以外，運河上還可以看見許多浮動的建物 — — 船屋（houseboat）。早期，船屋是買不起地上房屋的人們所居住，尤其在二次大戰後，市區一屋難求，替代方案就是居住在較為擁擠的船上。目前，阿姆斯特丹運河上共有兩千多艘船屋，但政府已不開放新增船屋，必須先取得釋出的泊位許可證，才能停泊船屋。於是，船屋的價格也水漲船高，不再是買不起地上房屋的替代方案，反而變成有錢人家的一種時尚，花錢精心裝設船屋。
走入十七世紀的私宅
上述范隆家族的豪宅，讓我們看見東印度公司共同創辦人由亞洲貿易累積的資產，如何體現在私人空間的構築上。
另一別具意義的私宅，是位於紅燈區邊緣的「閣樓上的吾主」博物館（Museum Ons’ Lieve Heer op Solder）。我們從門廊走入17世紀富商揚．哈特曼（Jan Hartman，1619–1668）的私人空間。首先看見17世紀廚房牆面上的台夫特陶磚，呈現荷蘭鄉村的風土民情。接著依序參觀各個房間，欣賞繪畫與青花瓷器收藏，並逐步上樓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所見都是可以想見的荷蘭私宅陳設。
真正特殊之處，是當我們走樓梯上到閣樓的那一刻，忽然進入另一個異世界。私人密閉的住宅空間上方，竟然通往一間宏偉的教堂！教堂空間高聳寬敞，前方有聖像，後方有風琴，應有盡有。走上一段狹窄的樓梯，竟從私人空間突然轉入公共空間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背景是荷蘭共和國的「宗教寬容」政策。雖然天主教在公開場合受到壓抑，但是官方允許人民在私人空間內舉行天主教儀式，只要外觀上無法看出即可。天主教徒富商揚．哈特曼買下三連棟的房屋，並且動工將閣樓打通，打造出這座「私宅教堂」。我們可以想像，非常富有的商人才有能力獨資建造這樣的教堂。
我們再回到私人宅邸的空間。若要了解17世紀荷蘭運河邊的豪宅，還可以仔細觀察娃娃屋（doll house），它們其實就是房屋內部構造的模型。荷蘭國家博物館展出不少娃娃屋，可見房間牆面與地毯布置華麗，屋內收藏繪畫與中國瓷器，都在模型內細膩表現出來。這些富裕家族的成員，穿著也相當高級，在屋內嘻笑享樂。
滑鐵盧廣場附近的林布蘭（Rembrandt van Rijn，1606–1669）故居，讓我們窺見17世紀荷蘭黃金年代的另一個私人空間樣貌。畫家在富有的時候，買下這棟房屋，並且收藏許多繪畫、雕塑與海外奇珍異寶，例如鱷魚、熱帶的蚌殼、日本的頭盔等。在林布蘭的家中，我們見證了荷蘭航海事業造就的全球物質交流。
林布蘭住宅的樓上是他的畫室，另有一間給學生習畫的教室。許多偉大的畫作，就在那扇窗邊完成。然而，林布蘭的人生在中年過後由盛轉衰，甚至瀕臨破產。這幢豪華的房屋，伴隨他從榮華歲月走到慘澹的晚年。
市民生活與資本主義
林布蘭的畫作向我們展示了17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市民精神。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《夜巡》，是林布蘭為城市守衛隊（Schutterij）繪製的群像。城市守衛隊不僅是防禦組織，後來演變為有錢市民的俱樂部，參加此組織可進入權力網絡。
市民作為獨立個體的生活樣貌，還展現在林布蘭的另一作品——海牙莫瑞泰斯美術館收藏的《尼古拉斯．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》。當時解剖課的授課對象並非專門的醫學生，而是有財力的人皆可繳費報名。各個市民專注於科學分析的眼神，透露出阿姆斯特丹這座城市的性格。
杜爾博士的解剖課地點是阿姆斯特丹測量所，那棟建築依然存在，即是新市場旁邊作為餐廳的老建築。週末下午的測量所前，眾多攤商在市集上叫賣，而各種不同膚色的人們行經繽紛的商品。
笛卡兒（René Descartes，1596–1650）曾經居住在荷蘭共和國時期的阿姆斯特丹。他說，阿姆斯特丹是個「貨物無奇不有」的地方。17世紀荷蘭人遠航到亞洲與美洲，以全球貿易賺入大量財富，而阿姆斯特丹也成為貨物流通的集散地。
如今，阿姆斯特丹的市集上，貨物略顯單調，不再是舶來品集散地。不過，這座孕育資本主義的城市，依然以鮮活地推動人群與貨物的交流，並且也保留著17世紀的城市格局。
荷蘭共和國時期的阿姆斯特丹，城市隨著運河而擴展，市民以關注個人性格的精神生活在其中。他們靠著遠航的全球貿易而累積大量資本，開創了全新的金融市場體制；同時，這些貿易將無奇不有的貨品紛紛帶入阿姆斯特丹，我們還能從私宅空間的收藏窺見那個世界。
在這個看似繽紛的世界，我們卻要省思過去，也省思當代。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壟斷的優勢出航，並且在亞洲殖民、征討、剝削之後，才足以累積龐大的資本。那不是童話般的冒險故事，也不是自由貿易的美談，而是血跡斑斑的金銀財寶。
回望17世紀的荷蘭共和國，他們是喀爾文派新教徒，也是貿易家，讓我們想起馬克斯．韋伯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新教禁慾主義的精神激勵人們發展出資本主義的人生觀。然而如韋伯所述，資本主義大獲全勝之後，在這個鐵籠之中，已經不再需要背後源自宗教的精神基礎，只需追求純粹經濟的衝動，最後發展出「沒有靈性的專家，心靈空洞、只要感官刺激的人，這些浮誇之徒竟自負已登上前人不曾達到的文明層次。」[3]今天的這座城市，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城市，是否還有精神基礎呢？在這個講求個人的時代，支持經濟衝動的精神何在？我們如運河上的小船，究竟要漂到何處去呢？或許這是回望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以後，我們可以省思的問題。
2023.10.8 荷蘭阿姆斯特丹
[1] 羅素．修托著，吳緯疆譯，《阿姆斯特丹：一座自由主義之都》（新北市：八旗文化，2017），頁149–150。
[2] 同上，頁152。
[3] 馬克斯．韋伯著，于曉譯，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（臺北縣新店市：左岸文化，2008），頁234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