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都是五四的精神之子。五四對我們來說，並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、已經死了的研究對象，它一直活在我們的心裡，甚至成為生命的一部份，成為我們內心永遠不會消失的一個基因。[1]
五四百週年研討會上，許紀霖先生這麼說。
又熟悉又疏離的五四
在我們內心的底層，五四是隱約熟識的。每當社會變革的浪潮湧動，不論是否有意轉化五四，或能夠成功轉化五四，人們總會想起五四。而在更深層的文化底蘊之中，民主、科學、個性解放，早已內化為許多人心裡難分難捨的一部份。
然而在現實中，五四對我們而言卻有些疏離感。我們繼續高喊著民主、科學，卻難以捉摸五四的精神。又當五四精神被政治化、標籤化，這時五四令人又愛又恨。
對我而言，也許因為徘徊在自然科學與人文之間，偶時感受到「賽先生」與人們的疏離感。五四時期大打「科學」的旗幟，冀求社會的改造、文明之振興。到了今天，沒什麼人反對科學，但是科學經常僅是科學而已，要與社會連結時產生諸多困難。試圖作為新文化思想的科學，在五四百年後的今天，走向何方呢？
在五四研討會上遇到物理所的吳建宏老師，老師感嘆說：「都沒什麼科學的人來！」我頓時驚覺，雖然五四的研究被視為人文的範疇，但科學是這場盛會的兩大主角之一，科學研究者的缺席確實有那麼一點弔詭。由此想到，我們對「科學」的認識是否有些矛盾？更廣泛地來說，我們是否曲解了五四，或者五四的遺產變質了嗎？
神壇上的五四遺產
正午時分，走上中央研究院旁邊的小山丘，前往拜謁胡適之墓。五四當天，這裡竟是冷清的，忽見人影而感到欣喜，卻發覺只是個健走的過客。不過，仍有兩束鮮花放在胡適墓前，應是今早拿來的。這時才知，人們還記得五四。記得五四、記得胡適，那人們還記得五四精神嗎？
晚上回到台大，到傅園拜謁老校長之墓。我們因為追尋五四精神，獨自走進墓園並不會畏懼。這時也想，向五四人物致敬，總須帶有一些批判意識，否則變成偶像崇拜，反倒違背五四的精神。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，傅斯年的幽魂經常借殼上市；而後一些人開始顛覆傅斯年的權威，將他踢下神壇。其實，若無拱上神壇，何來踢下神壇呢？五四有反偶像主義的精神，原來就不應當有神壇吧！不斷想著誰該登上神壇，也許我們是曲解了五四。
不只五四人物，人們也將「民主」與「科學」擺上神壇，視為不證自明的概念。遇到社會的紛爭，好似誰拿下「民主」或「科學」的旗幟，就可大張旗鼓。想起潘光哲先生在研討會上，特別談論五四「正典化」的問題。如果過於強調某些特定人物、文本、標語的貢獻，可能無法全面理解五四。[2]黃克武先生也談到，學界近年對於五四的「意識形態化」有所反思。[3]
關於五四「科學」的解釋，有「科學主義」之說，認為賽先生只是科學萬能的崇拜。學者又發覺，其實五四前後並非真正「科學主義的勝利」，而是傳統與現代之間更複雜的辯證過程。[4]陳獨秀在《新青年》第一卷談到：「舉凡一事之興，一物之細，罔不訴之科學法則，以定其得失從違。」[5]這些說法也許侷限於科學主義的信仰，但試圖讓科學的思維滲入人們的思考方式，來挑戰傳統，有其開創性的時代意義。而當時對於科學適用的範圍早有爭論，此次研討會也談到宗教、儒學等各界對此的回應。特別有意思的是1923年的「科學與玄學」論戰，爭辯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，而無論是論戰中哪一派，總是在問人生觀的問題，進而安排中國現代性的藍圖。[6]
五四的科學主義可以批判，而由科學改造社會的理想亦可深化為長遠的使命。今天，當我們無意間承襲、或者有意攫取五四的「科學」，卻只抓住了科學主義的旗幟，不假思索地將賽先生供在神壇上，則我們似乎只能被侷限在科學的信仰，束縛在賽先生的幽魂中。如果賽先生只能供在神壇上，顯然與五四改造社會的理想脫節，科學只剩下器物層面的應用，以及被認為不能入世的學理。若屏棄了五四時期「科學」在文化思想中的意義，神壇上的賽先生只能成為末流了。
進一步說，批判五四的科學觀，才可能承繼五四的精神。五四不應是神化的歷史，而是同五四本身的精神，作為不斷被批判的過程。不僅是賽先生，對於德先生，對於各種興起的主義，不也應是如此嗎？
我們的思考模式深受五四影響，如果不能予以批判，將被意識中的幽魂奴役，而違背五四批判的精神，更不可能進一步超越五四。五四新青年能夠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」，而今我們同樣自詡為新時代的青年，又是否能重估五四以來歷經諸多轉化的一切價值呢？或許，回到五四、批判五四，才是五四精神的延續。
知識分子與五四的歷史潛力
前幾天讀到余英時先生的新作〈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〉，對於五四的歷史與現實意義有深刻的見解。余先生說明，五四精神是真實歷史動力、歷史潛力，在政治壓力鬆動時一再捲土重來。[7]余先生的文章，主要聚焦在學運、對抗極權、民主運動等面向。而歷史潛力的觀點，說不定可以推展到更廣泛的五四遺產。
五四當天，行走於中央研究院內，途經傅斯年圖書館、胡適故居、蔡元培紀念館，忽然感到一股古老而巨大的潛在力量。學術研究背後，當有個五四精神支持著，歷經百年動盪仍屹立不搖。推動知識分子治學、批判、用於世的精神，不也是五四而來的歷史潛力嗎？
五四對於我們又熟識又疏離，可能時代的因子使它隱沒，但從未在我們的生命底層消逝。當知識份子需要重估一切價值的時候，五四的歷史潛力總能再度發揮。
五四給我們的精神遺產，或許是在歷史的湍流下，在社會的動盪中，讓「新時代」的知識分子成為可能。新時代可以是五四的時代，也能是五四百年後的這個新時代。不論研究什麼領域的學人，終極的追求可拉高到一個新知識分子的典型。那是陳寅恪所說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同時也揉合了傳統士人「先天下之憂而憂」的精神，並在新時代獲得了新生命。
宇宙的精神
五四給今人的另一項徬徨，在於它是否只是個愛國主義的運動。其實在五四之後，傅斯年曾說過：
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，我便不贊一詞了：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，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，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。[8]
許紀霖先生的文章，即從傅斯年這段話為引子，說明五四是個「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」，而不是個簡單的愛國運動。[9]五四講世界的公理，「不以一國一族的利益為溝壑」，追求世界大同，其高度在於人類整體的文明。[10]
新時代的知識分子，顯然不是抱持一時一地狹隘的民族主義，而是有普世的胸懷。新時代的知識分子，或許不是關在象牙塔的學匠，而是真正追求知識，又秉持著道德勇氣來面對社會，進一步貢獻於人類文明。五四運動百年後，我們似乎又是一代自詡為「新」的青年，又能否開創下一個時代呢？
回首百年前的新青年，今日我們為往聖繼絕學，今日我們也不斷批判五四留下的遺產，最終望向人類文明的累積。傅斯年說「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」，這即是五四的普世精神。
百年後，宇宙的精神或許還很遙遠，但願共勉之。
2019.5.4 寫於五四運動百週年
[1] 許紀霖，〈五四的內在困境：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〉，「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9年5月4日。[2] 潘光哲，〈「五四」學術典範的創造：胡適〈新思潮的意義〉再考〉，「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9年5月4日。[3] 黃克武，〈意識形態化與學術化：冷戰初期港台政論雜誌中的「五四」〉，「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9年5月3日。[4] 可參看林毓生，〈民初「科學主義」的興起與涵義〉，收於氏著，《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》（臺北：聯經，1989），頁277–302。高力克，《五四的思想世界》（上海：學林，2003），頁136–142。郭穎頤，《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（1900–1950）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，2010）。彭小妍，《唯情與理性的辯證：五四的反啟蒙》（臺北：聯經，2019）。[5] 陳獨秀，〈敬告青年〉，《新青年》第1卷第1號（1915年9月，上海）[6] 參看汪孟鄒編，《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近代史料出版組，1973）。[7] 余英時，〈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〉，《思想》第37期（2019，臺北），頁139–151。[8] 傅斯年，〈隨感錄（六七）：中國狗和中國人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6卷第6號（1919年11月），頁636。[9] 許紀霖，〈五四的歷史記憶：什麼樣的愛國主義〉，原載於《讀書》2009年第5期，又名〈五四：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〉，刊於作者微信公眾號「許紀霖之窗」，https://reurl.cc/K6VGgm （檢索日期：2020年2月25日）。[10] 同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