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壽宮與「獨立」的大韓帝國
首爾市廳旁的德壽宮，是大韓帝國時期的政治中心，建築景觀相當特殊，中、西式宮殿建築相鄰而成強烈對比。置身於傳統宮廷宏偉的中和殿，一旁卻是西式廊柱建築石造殿，感到十分不協調。這是大韓帝國時期的特殊產物，高宗積極推動西化，嘗試走向現代化的國家。這個看似比過去朝鮮王朝更具獨立地位的國家，卻是由日本逐漸掐緊咽喉，終究在1910年正式併吞，在三一運動前承受嚴酷的軍事統治。
日本併吞韓國之後，高宗仍居住在德壽宮，直至1919年1月在宮中猝死。高宗反日的立場鮮明，人們懷疑高宗遭到日本暗中毒殺，於是朝鮮民族情緒高漲。1919年3月1日，民族主義者利用眾人到京城參加高宗國葬的機會，發起大規模遊行示威，即是三一運動。當時，群眾先在塔谷公園舉行集會，而後來到停放高宗靈柩的德壽宮。
大雨洗滌的獨立宣言
當我追隨百年前群眾的腳步，來到塔谷公園時，大雨直下。進入「三一門」之後，即來到一個石砌的空曠廣場，周圍立著紀念的石牆。這一石砌的空間是冷靜而沉寂的，如此也好，我們追想群眾運動是該冷眼觀看，才能嘗試捉摸眾人情緒的每一分熱度吧。石牆上刻的是三一運動的《獨立宣言書》，在大雨的洗滌下，看來更是入木三分。
廣場前方立著天道教領袖孫秉熙的銅像。三一當天，就是由孫秉熙代表宣讀《獨立宣言書》。他認為，看到年輕學子展開正義的行動時，他們不能坐視不管。事實上，在韓國獨立運動中，各界宗教領袖挺身而出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而孫秉熙卻也因此遭日本逮補入獄，三年後因病保釋，不久後就與世長辭。
三一運動主張非武力的抗爭，卻遭到日本慘酷的鎮壓，死傷不計其數。塔谷公園牆邊的小徑，立著多面浮雕，畫出被壓迫者的群像，以及群眾憤怒的抵抗。這些只是代表性的圖像而已，誰知實際上又有多少慘不忍睹的畫面，在朝鮮半島發生呢？三一運動卻終究沒能換來韓國獨立，人們又苦苦等待了二十多年，才得以脫離日本的殖民。
今日塔谷公園內的八角亭，坐滿愜意的居民，沒想到這即是當年慷慨激昂宣讀《獨立宣言書》之地。這份宣言最近由VANK組織翻譯成白話中文，內文談到：
現在我們宣告朝鮮的獨立和朝鮮人的自主權。向全球宣告這個事實來明確表示全人類的平等，子孫萬代將永遠享受民族自尊的應有權利。
又：
如今全人類以純粹的心情願意共同改造世界，我們也將遵從這些大志並共同提倡獨立。這不僅是天意、時代的大潮流，也是全人類為爭取共同生存權利的主張及活動。[1]
從宣言書的語言，可看見三一運動的世界性。雖是主張民族主義，卻帶有清楚的世界主義情懷，認為民族的獨立自主，不僅是一國之事，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。同樣的情懷，可以在五四運動看見，知識份子強調的不僅是愛國，更是走向一種普世的文明。[2]
世界史上的威爾遜時刻
從全球的角度來看，三一運動的主張，蘊含著威爾遜的影子。埃雷斯‧馬內拉（Erez Manela）的著作The Wilsonian Moment[3]，詳細分析了1919年世界史上的「威爾遜時刻」。書中談到，雖然威爾遜的「被治者同意（consent of the governed）」主張，本意不在於殖民地獨立，且威爾遜本人原先也不太關懷弱勢族群，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一系列關於戰後秩序的發言，激勵了許多受制於帝國壓制的族群。[4]在1919年，眾多殖民地民族主義者受到威爾遜版本的「民族自決」激勵，相信巴黎和會是個不容錯過的契機，能夠迎來民族獨立自主的新世界。[5]作者認為，在那個時間點，威爾遜的影響力還大過列寧，且對於許多殖民地而言，威爾遜與列寧的主張其實差不多。[6]
馬內拉分析了1919年埃及、印度、中國、韓國的大規模社會運動，說明1919年這波浪潮的國際性。首先，民族主義者在世界各地行動，並且經常訴求國際的幫助。以韓國獨立運動來說，透過請願、媒體宣傳，不斷嘗試引起美國的重視，期待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幫助。[7]此外，他們也常以全球視野來表達自身的處境，認為諸多民族有類似遭遇。而他們終極的目標亦是國際的，盼望形成自由反殖民的陣線。[8]
向全球有良知者喊話
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，韓國人終究是失敗了。列強為了自身權力，終究犧牲殖民地的訴求。威爾遜並沒有幫助韓國，但是韓國反殖民的種子並無消失。他們繼續奮鬥，例如在中華民國境內成立了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」，後隨著抗日期間的國民政府顛沛流離。
三一運動的國際性，更使得它的意義重大。陳獨秀得知三一運動之後，撰文〈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〉，大讚朝鮮人「用民意不用武力」，希望其自由思想可以繼續發展，「做世界上各民族新結合（不叫做國）的模範」，並認為不反抗列強勢力的中國人應當感到慚愧。[9]同樣在巴黎和會被犧牲的中國，終於在不久之後，發起了五四運動。而同樣受到日本殖民的台灣，不但在三一運動後遇到殖民政策的轉變，知識份子亦在同一波「民族自決」的浪潮下，發起追求自治的運動。[10]
三一運動的《獨立宣言書》，至今鐫刻在塔谷公園的石碑上，大雨愈洗愈清晰。這不只是韓國人的宣言，亦是向全球有良知者的喊話。最終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分贓，無視於受壓迫民族的訴求，但是亞非國家走向解放、獨立自主的精神，是愈挫愈勇。
2019.7.31 韓國首爾特別市
[1] 獨立運動家之夢網站，http://kkum.prkorea.com/proclamation/（檢索日期：2020年2月24日）。[2] 參看許紀霖，〈五四：文明自覺，還是文化自覺？〉，原載許紀霖、劉擎主編，《中國啟蒙的自覺與焦慮：新文化運動百年省思》 （上海：上海人民，2016），又刊於作者微信公眾號「許紀霖之窗」，https://reurl.cc/6gA3My（檢索日期：2020年2月24日）。[3] 本書有中文譯本：埃雷斯‧馬內拉著，吳潤璿譯，《1919：中國、印度、埃及和韓國，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》，臺北：八旗，2019。[4] Erez Manela, The Wilsonian Moment: Self-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4), p.22–34.[5] Ibid, 56–62.[6] Ibid, 7, 37–43.[7] Ibid, 204–212.[8] Ibid, 222–224.[9] 陳獨秀，〈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〉，《每周評論》第14號（1919年3月23日），第2版。[10] 可參考吳叡人，〈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(2)－蔣渭水的民族觀、自治運動與同化的爭論〉，菜市場政治學網站，https://reurl.cc/qDMA8D（檢索日期：2020年2月24日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