騎著自行車，在鄉間小路上坡又下坡，行過田間阡陌，再穿入傳統木屋間的小巷。我經過了一小塊不起眼的空地，起初判斷那不是目的地，於是錯過了它。不一會兒，我查了地圖，決定折返回來。
這塊空地上的小石堆是蘇我入鹿的首塚，他的死亡改變了日本歷史。
西元645年，中大兄皇子（即後來的天智天皇）與中臣鎌足在飛鳥板蓋宮發動政變，殺死蘇我入鹿，史稱乙巳之變。在朝鮮半島局勢不穩的政治高壓下，日本皇族消滅了權傾一時的豪族蘇我氏。政變後，皇極天皇退位，新上任的孝德天皇建立了革新政權，著手推動各項制度改革，打造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，此即日本歷史上意義重大的大化革新。
豪族掌權時的飛鳥
騎車穿梭農田間，找到了飛鳥宮跡。空地上立樁標示樑柱，並鋪設石板標示建築範圍，於是我們可以迅速辨認宮殿遺跡。能夠得知遺跡之所在，其實並不容易。考古學者經過多次發掘，才確認飛鳥時代層層疊疊的宮殿建築位址，其中皇極天皇時代的板蓋宮屬於第II期的宮殿遺構。
腳下這埋沒地底又重見天日的飛鳥宮殿，曾是日本豪族的舞台。蘇我家族在飛鳥時代的朝廷裡獨攬大權，最終在板蓋宮滅亡，興衰彷彿一夕之間。
豪族的威勢，在飛鳥的丘陵原野間留下了足跡。飛鳥地區的石舞台古墳，以巨大岩塊堆疊，覆蓋底下的橫穴式石室。我登上土丘，走入空蕩的墓室裡，以石縫透入的天光為照明，環顧石壁。墓室已空，今人瞻仰神秘的石造物，試圖從石縫間窺探豪族時代的秘密。
熱心的志工拿著圖卡向遊客解釋，石舞台可能就是推古天皇時代權臣蘇我馬子（蘇我入鹿之祖父）的墳墓。蘇我馬子、蘇我蝦夷、蘇我入鹿接續掌權，三代權臣在早期日本的歷史舞台上閃耀一時。
佛教初興
西元六世紀的日本豪族，很快接受了百濟傳來的佛教，並加以宣揚。於是，佛教在日本初現光彩。西元588年，蘇我馬子著手建造日本第一座擁有完整伽藍的佛寺——飛鳥寺。
在蘇我入鹿首塚旁邊有個小門，可以進入飛鳥寺。現代的飛鳥寺，規模遠不及當年，只剩下狹小的伽藍。 所幸飛鳥大佛還在，即使經過多次修復，那削瘦的臉型、莊嚴的眼神，保留著典型的飛鳥時代特徵，帶我們回到千餘年前的早期國家。
飛鳥寺的大佛旁邊，供奉著聖德太子孝養像，那形象是16歲的聖德太子，為父親用明天皇祈福。說到日本佛教的興隆，總要提及開山祖師聖德太子。聖德太子與蘇我馬子共治國家，致力推行佛教，不但創建了法隆寺（請參考另文：法隆寺：追尋日本佛教的起點），亦注釋多部佛經。在他的《憲法十七條》中，第二條即是「篤敬三寶」（三寶為佛、法、僧）。
聖德太子誕生地位於飛鳥的橘寺。橘寺的本堂供奉聖德太子坐像，在昏暗的木造殿堂內追崇飛鳥時代的祖師爺。橘寺境內還有一座飛鳥時代遺留下來的二面石，巧妙地將代表善惡的兩張人面，刻在同一塊岩石上。
另有一些飛鳥時代佛寺，如今不復存在，但經過考古發掘而還原其樣貌。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飛鳥資料館展示了眾多飛鳥時代的考古遺存，其中一個展間專門展出山田寺出土文物。由蘇我倉山田石川麻呂建立的山田寺，迴廊遺構重現於展館中，而出土的銅製押出佛、銅板五尊像、磚佛等各式佛像，以依舊清晰的面容迎接參訪者。
天智天皇時代建立的川原寺，留下大量雕刻細膩的磚佛，每塊磚上皆刻著三尊佛像，當初各個貼著金箔，組合在一起，鋪滿寺內的整面牆，蔚為壯觀。渡來人建造的坂田寺，則有墨書土器、鎮壇具、錢幣等出土文物，展示在飛鳥資料館內。有趣的是，除了日本的銅錢之外，還有開元通寶出土。
大化革新後的飛鳥
大化革新時，一度遷都難波宮（位於今大阪）。十年後，齊明天皇又遷返飛鳥。飛鳥發掘出的「水落遺跡」，推測即是此時期建造的漏刻。漏刻的建築，可能反映了中國政治理念中「時間支配」的觀念。[1] 飛鳥地區還有一座神秘的酒船石，推測是齊明天皇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。我們可見，國家全新的政治與宗教權威，展現在都城飛鳥的大地上。
而後日本屢次遷都，到了672年壬申之亂後，天武天皇再次將都城遷回飛鳥。此時期的考古發現，讓我們看見早期國家發展的新面貌。1997年，考古學家大規模發掘飛鳥池工房遺址，由出土的木簡確認是天武、持統朝的作坊。此工房製作金銀銅鐵、玻璃、瑪瑙、漆器、瓦等各類器物，不但發展本土技術，也吸收了許多外來的技術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工房遺址出土大量「富本錢」的半成品，這是日本最古老的銅錢。[2]飛鳥池工房遺址中，還發現了最早記載的「天皇」兩字木簡，印證了天皇稱號的出現。整體來說，飛鳥池工房反映律令國家建構的過程，包括都城與寺院的整備，以及貨幣的鑄造。[3] 我們從技術機關的建立，窺見大化革新後，中央集權政府建構律令國家的過程。
通往律令國家的歷程
這回來訪京都一個多月期間，我來到飛鳥三趟（龜虎古墳與高松塚古墳另文介紹），盼望追尋日本國家剛誕生的時期，進而嘗試理解這個國家的基因。早期國家建構的過程，不免在後人敘事中披上國族神話的色彩，但我們可以回到歷史與考古中探源，試著釐清那曲折的歷程。
我們可以看到，飛鳥時代的皇權充滿著危機：一方面，東亞的緊張局勢帶來生存壓力；另一方面，皇室與豪族間的權力競逐亦威脅著朝廷。面對強盛的隋、唐帝國，以及朝鮮半島的戰事，日本並非選擇接受中國的冊封，而是汲取中國的制度與經驗，欲建構一個足夠強大的新國家。皇室面對豪族的權勢，645年在板蓋宮發動乙巳之變，而能迎來大化革新；672年爆發壬申之亂，終於真正掃除豪族勢力，讓官僚體制得以實現。[3]日本早期國家的建構過程，是在外部與內部的危機中形成。
日本走向律令國家的歷程，並非孤立於世界。國家建構的背景與東亞國際局勢息息相關，而國家建構的手段則充滿東亞與世界的成分。從豪族與聖德太子的時代，到大化革新後的飛鳥朝廷，中土的制度與文化一波又一波引進，終於走上律令國家之路。而在東亞世界的頻繁交流下，自百濟傳來的佛教，則經常為日本的國家政治服務。
踏在飛鳥的大地上，看考古學者發掘出的層層疊疊宮殿遺址，這背後是不穩固而屢次遷都的皇權。再看那眼眸慈祥的飛鳥大佛，祂繫於日本的政治，卻是世界頻繁往來的產物。七世紀的日本，從危機中走上律令國家之路，帶著東亞與世界的繽紛色彩而脫胎換骨。這個曲折的歷程發生在飛鳥，並形塑了日後的日本。
[1] 古都飛鳥保存財團，〈飛鳥水落遺跡〉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7月14日。
[2] 文化遺產資料庫 — — 飛鳥池工房遺跡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7月14日。
[3] 吉田孝，《岩波日本史》第二卷（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20），頁77。
